所周知，魏国在战国初期就是最早实行变法改革的诸侯之一。魏文侯带领魏国向西扩张，夺得河西之地；北方击败中山，连战连捷，还多次击败齐、楚等对手，因而迅速壮大，成为战国初期中原地区最具实力的霸主。
但魏国的李悝变法并不彻底。改革中原本存在的守旧集团并没有被彻底铲除，旧贵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，和新兴的改革力量并存。因为新旧双方都能在魏国不断的兼并扩张战争中获得利益，而变法的内容也在旧贵族能接受的范围内，所以表面上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。
一旦对外扩张的步伐受挫，魏国内部的新旧利益集团就会开始争斗，内耗渐起，魏国也会逐渐衰落。这也是魏武侯在位时屡次南征北战、以保新旧势力平衡的原因之一。只有通过持续的兼并扩张，才能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。
展开剩余80%结果却是，魏武侯出现了多次战略性错误：猜疑大将吴起，干涉同盟赵国的事务，四处征战，导致吴起投奔楚国，三晋联盟瓦解，四面受敌。最终在魏惠王时期，魏国在秦、楚、齐、赵等诸侯的包围和夹击下失去了霸业，逐渐走向衰落。
吴起投奔楚国后，在楚悼王的支持下，开始在楚国大刀阔斧地变法改革，短时间内确实让楚国的国力增强。但吴起因为触动了楚国贵族的既得利益，遭到反对；楚悼王去世后失去支持，吴起最终被楚国旧贵族杀害，吴起的变法也就以失败告终。
与此同时，秦国看到魏国因变法而强盛起来，也注意到自己先前在河西等地被魏国蚕食的处境。秦献公在早年曾流亡魏国，见证了改革带来的变化，回国后夺回君位，开始着手一系列改革，试图扭转自秦穆公以来日渐式微的局面。这样，秦国才有了后续的快速崛起。
秦献公去世后，其子秦孝公继位。为了恢复国力、图强争霸，秦孝公在继位元年就颁布了著名的《求贤令》，吸引在魏国不被重用的人才投奔秦国。商鞅经过多次游说，最终被说服，决定在秦国内部进行变法改革。但初期也遭到了甘龙、杜挚等守旧贵族的强力反对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的重臣肥义尚在，但在秦国，秦孝公却没有强有力的大臣全力支持商鞅。
于是，秦孝公和商鞅先启动了一项名为《垦草令》的改革，目标是刺激农业生产、提升国力，同时把对旧贵族的损害控制在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三年后，改革初见成效，百姓普遍认为很好。民心得到稳固后，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，正式在秦国展开第一次变法，废除了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，建立了军功爵制，进一步增强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，百姓也因此更愿意为国出力。
但这只是第一步。为推动第二次变法，秦孝公在商鞅的建议下与魏惠王讲和，把安邑等土地还给魏国，以换得继续推进变法的外部条件。此后，商鞅又全面推行变法，废除了井田制，实行土地私有制，继续推广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小家庭制度，扩大了赋税和兵役的来源。这一轮彻底的变法使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。
从秦献公开始的改革，一直持续到秦孝公去世，近四十年的时间里，秦国完成了全面彻底的变法改革。相比之下，关东六国要达到同样的彻底改革，难度之大、时间之久，远远超出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。要知道，秦国之所以能坚持并最终成功，除了长期的时间积累，还因为若干关键条件同时具备：前两代君王为改革作出了坚定决心，旧贵族势力并不如关东六国那样强大、阻力相对较小；地理位置和对外环境也有利于集中力量改革；再者，君主对富国强兵的目标极为执着。
在战国初期，魏、楚、秦三国先后进行变法，确实给后来的六国带来启示。但关东六国的情况不同：胡服骑射等改革在赵国曾被贵族激烈反对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也因贵族强势而失败。战国乱世的分裂和割据，使各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彻底变法。若没有足够的时间、强大的魄力和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，全面改革往往会以失败告终，甚至走向亡国。
因此，秦国之所以能完成并长期坚持变法，最终建立大一统的秦朝，既是长期积累的结果，也是两代君主坚定决心、毅力与耐心的体现。若没有秦献公打下的改革基础，若没有秦孝公时期对变法的持续推进，秦国未必能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诸侯，甚至可能被东西六国击垮。
文/历史紫陌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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